财经小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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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什么就去看，想做什么就去做，想去哪里就去；凡事心有所想，必定身体力行。"----大前研一
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小说家都回避写财经小说呢？纵观近代欧美文学，并不乏描写生意人跌宕起伏的经典作品，当代一些低俗小说对商业题材的盲目虚构，是财经小说日渐式微的原因之一。
2000年，伦敦的经济事务研究所（IEA）出版了一个文集，力图增进"公众对自由经济的理解"。研究所的主任约翰·布兰德尔为该书作了序。题目是《英语文学中的商业题材》，他在文章中批评道："在近三百年中，小说作者们一直在丑化资本主义。"
小说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无疑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们的判断力，为此，布兰德尔提出了一些极端的办法，试图改变文学作品的这一流向。比如，把作者们下放到工厂或其它一些资本主义实体中去体验生活；对于"思想端正"的小说家(即把商业行为看作是光荣的、富有创新精神的、道德的和自我满足的方式)，则给予他们经济上的奖励。甚至他建议，"委任他们在牛津、剑桥教授资本主义文学"。可悲的布兰德尔！接下来，这位老大哥大概要要求小说家们去写写幸福家庭了。
事实上，近年来读者们已经厌倦了小说中有卖弄之嫌的商业描写，改而喜欢精细的人物刻画和更具娱乐性的情节(小说家和编辑们对流行很敏感，会尽量迎合读者们的口味)。但是，就如IEA的书中其他作者揭示的那样，对资本社会的偏见显然还算不上是个世纪问题。早从丹尼尔·笛福开始，小说家们对商业的态度是多重且复杂的，就如同商业活动本身。
肖像的刻画
近代欧美小说中最著名的生意人形象大概就算奥古斯都·梅里莫特。他是安东尼·特罗洛普在小说《浮华世界》中塑造的主人公。梅里莫特最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像一颗彗星闪亮登场后又循着自己的轨迹远离了这个世界，他是研究野心过度膨胀的一个极好例子。特罗洛普没有引导读者鄙视这个人物，梅里莫特——就像他的忠实奴仆克罗尔说的，"激情四溢，只是迷失了方向，这个气球被吹得越来越大，最终爆炸了……"真正的坏疽是那些愚蠢、冷血的纨绔子弟们，他们占他的便宜，却又嘲笑他。还有他们的同类——那些急着嫁出去的女人们和靠各种欺骗手段挖掘材料的肆无忌惮的写手们。特罗洛普想告诉人们唯利是图存在于各个角落里，不只是小说中的那个城市中。
如果说梅莫特是一颗彗星，那柯柏乌就如同太阳，照亮了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金融家》（1912） 、《巨人》（1914） 、《斯多葛》（1947）。贯穿三本巨作的主人公柯柏乌几乎就是梅莫特的翻版，小说从柯柏乌看到"大鱼吃小鱼"的场景开始，他由此领悟到这正是人生的写照，这个思想也成为他毕生做人的守则。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他靠投机迅速发展成腰缠万贯的金融家，但在每一部的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记者出身的德莱塞没有兴趣对此妄加判断和嘲讽，他怀着敬仰之心来描写这个心目中的"巨人"形象。他在能力上、贪婪上和冷酷上都超出常人，德莱塞对他的感情早超出道德伦理范畴，他理解他的所做所为，但并不为他所犯的错误找借口。他塑造出一个意志坚定的金融家形象，没有哪本书比这几套书更彻底地体现了卡文·库里奇的评注："美国的家事国事无一例外都是商事"。
与梅里莫特、柯柏乌这些人物形象难分伯仲的是左拉在1883年创作的小说《妇女乐园》中的主人公——商人奥克塔夫·莫汉。作为一个驾驭市场与人际关系的天才，莫汉更愿把自己的生意当作引发人们欲望的源泉而不仅仅是满足消费者的日常需求；他要让巴黎女人因为贪婪而变得疯狂，为了这个目的，他发明了一种橱窗，看到它的顾客就被诱惑过去，昂贵的商品在刻意安排下被随意地大量摆放，卖场就像一个大狂欢场，引发人们消费的种种欲望。莫汉是左拉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一个超级诱骗者。
上个世纪初，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小说《托诺·邦盖》中描绘了一个商业"大师"——矮胖的药剂师旁德罗夫叔叔，他调制了一种叫做托诺·邦盖的药剂，吹嘘它是治疗人们对生意、生活产生厌倦的良药。靠这个骗术，旁德罗夫叔叔致了富，他的侄子乔治进入他的企业，并且发现使人们产生满足感的秘密。
作为一个业余研究社会政治的人，乔治对托诺·邦盖并非毫无疑虑，"一个该死的骗术——通过昂贵的包装来提高装在里面的廉价药剂的身价。"旁德罗夫叔叔反驳他，"我倒想知道哪一种生意不存在欺骗，人们花大力气做广告，不也是想抬高他们的商品形象么？关键是，这能带来生意，这就是交易，这个世界到处充斥着交易、商业！不仅仅是商品和财富交换，它是罗曼蒂克，充满幻想的。你看到了吗？"随着生意日益昌盛，旁德罗夫叔叔从商业进入金融业，从破旧的小屋搬进了豪华的大厦，又在那里进入衰败……最终，像梅里莫特一样，"自我毁灭"了。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倾向于歌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当他开始创作《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时，已经有些倒向社会主义。他关心波士顿的穷苦人，他们的数量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而急剧增长，豪威尔斯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我真佩服那些人对这个社会的耐心"。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他对拉帕姆这个人物的塑造，他把资本家拉帕姆写成一个兢兢业业、靠自己双手"勤俭持家"的老实商人，这个资本家"诚信第一，发财第二"，宁肯放过赚钱的机会，也不愿失去诚信和道德，最后，由于他不愿意高价出售工厂，造成破产，但是他信用不落，在道德上"发迹"了，从而引起了读者的同情和理解(同样地，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威尔斯，在描述旁德罗夫叔叔的时候也加进了不少人情味)。尽管他们身上有不少缺点，但梅里莫特、柯柏乌、莫汉、拉帕姆和旁德罗夫叔叔却也是充满力量和催人上进的，他们有能力发现自我，实现梦想，也有能力抓住机会，创造未来。旁德罗夫叔叔以他的话在《托诺·邦盖》里证明了这一点。谈到给了他药剂配方的瞌睡村里的居民时，他说，"他们没有头脑，没有追求，没有好恶，没有生活趣味，他们是溪流，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是生不如死，我想和气势磅礴的瀑布一样。"
进入二十世纪，一些杰出的英美小说带来了一个个野心勃发的商人形象：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1922)；厄普顿·辛克莱的《油！》(1938)；弗雷德里克·魏克曼的《小贩》(1946)；萨朗·威尔逊的《穿灰法兰绒套装的男人》(1955)；约翰·布赖恩的《顶层的房间》(1957)以及路易斯·奥琴克洛斯的《盗用公款的人》(1966)。这些作家也许对贪婪、社会阶层、残酷竞争以及推波助澜者做了一番批评性描绘，但他们笔下的商人不是稻草人也不是讽刺漫画，却是有血有肉的，即使是那个自鸣得意、市侩气十足的巴比特，作者创作他的态度也是矛盾的，有鞭笞更有谅解。
随着时代的变迁，商业小说渐渐为严肃文学作家所不齿，事实上，在最近25年来，它的问题不再是"丑化资本主义"，而是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品出现，曾经也出现过一些不错的讽刺文学，但其中蕴含的才气被题目所显示的浓厚的商业气息遮蔽住了，比如马丁·埃米斯的《金钱》(1984)，汤姆·伍尔夫的《虚荣的篝火》(1987)，大卫·洛奇的《美好的工作》，比尔·莫里斯的《一部别克的自传》(1992)，道格拉斯·考普兰的《微软奴隶》(Microserfs)(1995)，坡·布隆森的《庞巴迪》(1995)，朱利安·巴恩斯的《英格兰，英格兰》和柯特·安德森的《世纪之交》(1999)。讽刺文学本身并没有错，但当它变得太多太滥，只是为了某些商业目的写作，就失去了读者的共鸣。有些作家对商业行为冷眼旁观，比如菲利普·罗斯经过冷静思考后创作的《美国牧歌》和理查德·鲍威尔斯创作的《收获》就显得弥足珍贵。
内容的探索
在新世纪，读者的口味起了变化。谈及如何丰富一部小说的内容，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有过很长时间的争论。威尔斯主张对外部世界平实随意的描绘，而詹姆斯则强调对角色情感和心理的深层刻画。威尔斯拿《托诺·邦盖》举例，说这部小说有张力但不令人感到冗长，是因为它把人物作为了场景的一部分。詹姆斯是西方现代心理分析小说开创人之一，这场争论最后以他的胜利而告终，他在不少文章中提到：美国太讲究物质利益，缺乏悠久的文化传统，因而不利于艺术的创作。用他的话说："我们被剥夺了继承艺术的权利，我们势必浅薄"。你也许会同意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观点，她给威尔斯安上了一个"物质主义者"的标签，说他太关心物质而非灵魂。只有当英美文学与物质主义者背道而驰时，才有助于把小说深化。"很多的小说家响应她和詹姆斯的号召，最终走入文学的歧路，他们摒弃场景描写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破碎的家庭、有心理障碍的人和生活在边缘状态的人上来，反复探索思想深处最细微的活动，再三琢磨别人的意图，分析含混不清的暗示，令读者读起来累赘，甚至晦涩难懂。"
那种平实随意的小说创作技巧被一些非小说类的写作者采用，出现在康妮·布鲁克、迈克尔·刘易斯、约瑟夫·诺塞拉和肯·奥勒塔的商业题材作品中。他们的书不等同于小说，也不是普通的备忘录。他们是优秀的传记作家，对于小说家和传记作家的差别，玛丽·卡尔在去年《纽约客》上的争论中有一个很妙的比喻，"想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情人最后却成了妇科专家"。
现在的文学界不乏传记作家和内省的小说家，这是大学教育强调创造性写作的结果。处于萌芽期的文学青年不再有兴趣进入文学院学习——作为一种"进步"，他们在那里教书并将此视为支撑他们进行创作的生活来源，直到他们写出旷世之作(至少希望上如此)。与这种故步自封的态度相比，早几代的小说家更愿意到生活中去。他们学习做贸易，尝试各种职业，比如做一个记者或者杂志编辑。特罗洛普曾经是一个邮局职员；威尔斯在布店里做过学徒，后来又成了科普教师；而豪威尔斯曾是一个印刷商。老话说得好："写你熟悉的东西"，不过这话在现在可以改成："写你想象的东西"。
约翰·布兰德尔想了一个极端的计划——把作家们下放到工厂。他是有目的的，不过大卫·洛奇的目的恐怕和他不太一样，《美好的工作》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最好的一部讽刺商业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洛奇让罗宾小姐——一个研究十九世纪工业小说的左翼学者来到工厂，作者通过描写她与工厂厂长维克的冲突，从学校生活辐射到社会，表现了大学与工业社会、女权主义与大男子主义、人文学者与企业家之间的种种矛盾。
菲利普·罗斯在《美国牧歌》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未知矛盾也做了一番探索，瑞典移民勒沃在纽沃克拥有一家手套工厂，他在接受年轻女记者丽塔·科汉采访时说："我的父亲是皮革专家，他才是你应该找的人，不过他远在佛罗里达，不谈手套，他也可以不停地跟你讲两天。我们做手套的热爱这个行业和与它有关的一切。告诉我，你见过人工制作的东西么？"
"我不能说见过……"
"难道你真没见过？"
"当我还小的时候，看过我妈烤蛋糕。"
接下来的采访中，丽塔失去了勒沃对她的信任。她和他的独生女儿玛丽交往密切。玛丽是一个激进的青年，她在镇上的邮局制造了一场爆炸，并误杀了一个支持越战的医生，不得不藏匿起来。勒沃发表了一场措辞激烈的演讲，批评那些帮助玛丽藏身的自鸣得意的知识分子，"他不能忍受那些所谓有思想深度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来没造过一样东西，或者亲眼见过一样东西生产出来，更不知道一个公司如何运作。他们守着一栋房子、一部车过日子，从来没有卖过东西，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买卖，没有雇佣过工人，当然也没有解雇、训练过他们，也没有被那些人精似的雇员榨取过——明明对错综复杂的风险商业没有丝毫了解，却自以为无所不知。"
化身虚无
《美国牧歌》是一部家族史。一个三代繁荣的家族，到了第四代却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它对60年代的那些反战反资的嬉皮斗士们持一种全然不解的态度："看看玛丽，作为一个美国人却抨击自己的祖国，曾经给她的家族带来繁荣和成功的体系，在她的眼中是'散发着铜臭味的'，她辱骂父母的资本家本性，尽管他们的财富是经过在又臭又热的熟皮子的作坊里工作和不断地进取积累下来的。可是在她眼里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她依然恨美国也恨她的家人。"这个家庭的悲剧从另一面也折射了新泽西的纽沃克作为一个工业中心的衰落，"曾经的手工业中心，现在却是偷车贼的天堂"，勒沃的同学纳森·祖克曼曾经把他看作是一个陈词滥调的资本主义拥护者和虚无的化身，勒沃对他说，那不过因为他是一个正义的人和——一个手套制造商。
戴维·洛奇重提了"英国境况"这个小说概念，说的是一些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写就的小说，比如《托诺·邦盖》。《美国牧歌》也可依此叫做"美国的境况"小说，同样的小说还有理查德·鲍威尔斯的《收获》。这部小说中有两个主线：克莱尔日化公司的崛起和与该公司在同一个镇上的居民——房地产经纪人劳拉·波蒂，她得了卵巢癌，有可能是因为(或者不是)使用克莱尔的产品或者居住地邻近克莱尔的工厂。只有像鲍威尔斯这样智慧的作家，才可以做到在两条线上叙述故事，用使人叹服的创造力，构思了这样一部冲击读者心灵的力作。
克莱尔日化公司由三个亲兄弟创立，他们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批发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三兄弟加入了家族批发和医用草药事业，他们看好了肥皂市场的前景，将公司带入持续性飞速发展的阶段，就像捡了个金元宝似的。不管怎么样，和塞拉斯·拉帕姆和旁德罗夫叔叔不同，克莱尔兄弟们要谨慎得多："我们的女人了解我们，我们的孩子听我们的，我们从来不被多变的社会所迷惑。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相信过多的利润，油水太多一定表明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今天的超额是你跟明天欠下的，利润滋生自满，自满又会导致最终的衰竭灭亡，发展只能靠扩大再生产。"被这样的生活哲学引导，他们生意兴隆，并且平安渡过经济危机。对于克莱尔兄弟的死亡，一位作者说，"也许他的死亡证明上注的是自然死亡，事实上，他是因为太过满足而死。"
最后，克莱尔肥皂和化学制品公司采纳了规范的公司管理模式的形式，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的世纪，一个组合而成的巨人，而环境引起的癌症使得主人公只能在病榻之中等待最后的命运。鲍威尔斯尽管像德莱塞一样不喜欢枉加评判，但他更倾向于期望而不是忿忿然，如果不是以这种方式结束，他可能会直截了当地说："克莱尔兄弟们的公司是商业主义和其黑暗问题的惊人的结合物。"
财经小说的现状
在作者们对于经济史的广泛描述和对感情、动机的深入探究中，《美国牧歌》和《收获》在张力和深度方面做到了两者兼顾，把威尔斯和詹姆斯的优点结合到了一起，在这方面，他们的作品不同于早期的商业小说；但是本质上，它们有共同的主题：迅速的经济发展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它促使读者细致地思考社会变革，并且理解引发变革的那些人。
真希望更多的小说家能像罗斯和鲍威尔斯那样通过对经济发展的冷静观察和思考写出不朽的经济题材小说，有很多的重大事件——如全球化、高科技、跨国集团等着人们来进行创作，经济变革的推动者——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杰夫·贝索斯等着人们来剖析。迈克尔·克莱顿倒是进入了这个领域，但他的作品流于模仿，他本人更关心的是如何引起轰动效应。不过他至少对这些被忽略的东西保持着敏感：关于经济，我们周围正上演着精彩的活生生的戏剧。旁德罗夫叔叔就说："商业不仅仅是商品和财富交换，它是罗曼蒂克，充满幻想的。
